同样是“叫车”，滴滴等平台做“网络叫车”被冠以“互联网+交通”创新，而怀柔刘某被则以“非法经营罪”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。

已经过去的2017年，对“网约车”（俗称“专车”、“快车”等）市场来说，可谓波澜不惊，市场格局基本固化，虽然市场又多了不少新玩家，比如，美团打车等，但是，滴滴一家独大的局面并未被彻底打破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回顾“网约车”从灰色走向合规的过程中，期间争议不断，即便国家层面多部委联合规章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生效执行一周年，但是，包括滴滴等在内多的很多平台，可能并未严格落实相关监管要求。

比如，很多平台依旧为没有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、驾驶员提供信息对接开展网约车经营服务。

当然，对此包括滴滴在内的众多平台可能有话要说，比如，很多城市落地政策中的“X籍X牌”要求过高。那么，对于可能不合理的政策，作为监管对象，应该视为无物，拒不执行？还是在执行好现行政策之下，做好调研储备推动政策调整呢？

同为叫车：这个叫刘某的被判非法经营罪

媒体报道显示，2010年至2017年4月，刘某在2010年购买了电台等通讯设备，召集了一批社会上的“黑车”司机等人，在怀柔成立了一家“便民7元车队”。

刘某向社会公布叫车电话，一旦乘客拨打电话叫车，刘某便通过电台调度车队司机前去接乘客，每一单生意收7元。刘某并不从车费中提成，而是每月收取司机100至300的份子钱。一段时间后，刘某的车队规模越来越大，40多名司机加入到车队中。

检察机关指控，被告人刘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和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情况下，私自设立并运营调度平台，为无合法经营资格的车辆提供打车信息，并按月收取“信息费”，自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，共收取“信息费”28万元。

怀柔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刘某在未取得营运许可证的情况下，非法从事客运经营活动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，依法应予惩处。鉴于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自愿认罪，有悔罪表现，故决定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。

2017年8月，怀柔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非法经营罪，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

专车监管：需严格执法更要平台自觉守法

“发布信息-用户联系-安排车辆-完成送客-收信息费”，在刘某被判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案件中，其运作模式或经营模式，与2016年11月1日之前的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并无太大差异。

唯一的区别是，刘某可能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。

但是，同样的模式，同样收取所谓的信息费或抽成，滴滴等公司成为了“互联网+交通”的创新典范，而刘某则成了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分子。

事实上，从一个乘客或用户的实际使用来看，即便北京地区的网约车政策落地“过渡期”已过，但是，通过滴滴等平台预约快车或专车，还是可以约到没有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或司机。

具体包括：1）平台上显示京牌车信息但实际来接车的是外地牌照，2）平台显示和实际接车号牌信息一致，但司机或车辆并未取得相应的许可。

简单说，即便滴滴等平台取得了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，但是，对于其为没有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、司机与乘客需求提供信息撮合，并按一定比例抽成的经营行为，也涉嫌“非法经营”。

按照《刑法》规定，“非法经营罪”的犯罪主体并非仅限于自然人，也包括单位犯罪。

同样是涉嫌“非法经营”，刘某是个人被判处非法经营罪，而滴滴等平台公司若因财力雄厚或品牌知名，似乎可以不受法律约束，则明显不太公正，有违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原则。

因此，对2018年来说，一方面， 对于各地网约车政策是否需要根据前期运营情况进行微调，需要考虑，另一方面，对于部分平台公司拒不执行相关法规、规章的做法，既需要平台有守法经营的自觉，也需要有关部门加大执法监督力度。

毕竟，鼓励创新审慎监管，并不等于放任违法经营。